牧师物语：半个新闻人

萧条的来临

Tue, 01 Apr 2008 15:04:11 GMT

这两天看了看农产品、石油和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又关注了一下这两天的新闻，挺可怕的。

好多人担心今年油荒会大面积扩散开来，目前看可能性不大。美元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原油期货价格每桶还没到110美元，基本上与去年低今年初的高点是持平的。油价会涨，但不会狂飙。

泰国大米的价格每吨涨了180美元，差不多飙上去30%。几个产米国宣布限制出口，而国内经过雪灾后，春播形势严峻。大豆大幅度减产已经是既成事实。农产品是基础生产资料和生存必需品，刚性需求，这个价格，八个发改委也是压不住的。而且，千万别以为这种情况下农民能赚钱，恰恰相反，在中国，物价飞涨的年月对农民收入的侵蚀程度是远超过城市的。不信可以去差统计资料。

有意思的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几个国家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程度不一。我同意小S博士的判断，这是美联储为了解决次级贷危机在输出通胀，需求过剩只是个幌子（当然，还是有这个原因的），否则没法解释各国通胀程度不一的现实。

今天的21世纪经济报道和上海证券报不约而同的出了重磅评论，前者要求在即将召开的中美经济峰会上“要求美国人停止美元贬值”，后者建议“重回人民币盯紧美元的联系汇率”。其实是一个意思，大家都看出来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根本动因在于美元的主动贬值（这个趋势，其实持续了n年，只不过次级贷危机令美联储根本不可能再闲庭信步慢悠悠的让美元“自然贬值”）。难得啊，上证报也会有靠谱的评论。

今天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打电话给老妈，让她买点植物油和大米放着。值得纪念。

什么是萧条？88年的时候不是，94年的时候也不是，但今年，恐怕是的了。

J.Frankel这篇分析还是很靠谱的：http://www.caijing.com.cn/home/mrsp/2008-03-31/54641.shtml

PS：今天和小S博士扯到2000年以来经济学界货币理论的复古趋势，扯到了柳欣，扯到了被遗忘的斯拉法，扯到了被顶礼膜拜的弗里德曼，结论是：层次这东西，要天分，要直觉，要人活着的境界，最不值钱的，就是照本宣科。

许信良出山！

Sun, 02 Mar 2008 14:16:43 GMT

許信良：不能再讓國民黨一黨專政
【中央社╱台北二十七日電】 2008.02.27 12:26 pm

總統大選逼近，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今天表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是民主鬥士、有使命感，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沒有為民主奮鬥的歷程且沒有使命感，不能再讓國民黨執政一黨專政。謝長廷競選執行總幹事李應元則說，謝長廷已聘請許信良擔任總顧問。

此外，許信良也說，他回到民進黨的感覺就是使命感，他公開支持謝長廷，遭受很多壓力，他的姐姐、馬英九競選總部發言人蔡詩萍的媽媽罵他一個多小時，問他為何要那麼傻，一生幹傻事，罵得他很難過。

許信良上午應邀在民進黨輔選會議上發表「民主的危機與轉機」演說，比較謝長廷與馬英九的特質與能力，會後在李應元及謝長廷競選總部輔選幹部陪同下，向媒體說明演說內容。

許信良表示，台灣民主現在面臨非常嚴重危機，國民黨一黨獨大，且訴求完全執政，若四年後做不好，再政黨輪替；四年時間很長，國民黨完全執政就是一黨專政，台灣過去五十年已試過一黨專政，還要再試嗎？過去一黨專政的弊病是慘痛的教訓，不用再試了。

他說，台灣民主危機不是民進黨的事情，大家要共同挽救台灣民主；國民黨在立法院是絕對多數，民進黨總統沒有幹不好的可能，除非一上任就做得很好，獲得人民支持與擁戴，否則隨時會被國民黨罷免。

許信良強調，民進黨執政沒有做不好的可能，有做好的急迫感，沒有做壞的可能。國民黨執政就是一黨專政，行政與立法都會腐化，馬英九非聖人，一定會腐化的。

談到兩位總統候選人特質，許信良表示，謝長廷一生是民主鬥士，對民主有使命感，馬英九在學生時代反民主，台灣人民衝刺總統直接民選時，他是國民黨專案小組成員且提委任直選，反對總統直選。

他說，馬英九一生沒有為民主奮鬥的歷程，是反民主的特質，在台灣民主面臨危機之際，若國家領導人一生紀錄都是反民主，相當可怕。

許信良也表示，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時，副總統候選人蘇貞昌擔任台北縣長，蘇貞昌政績有口皆碑，但很少人認為馬英九做得好，執政者有沒有能力不是自己說，是人民感受。

談到使命感，許信良說，謝長廷是民主鬥士，但看不出馬英九的主張有使用感，他的政見就像專家學者提供的食譜，只是把食譜背熟而已，看不出有見解。

他表示，謝長廷的「台灣維新」是一種使命，若能成功，是偉大的歷史事業，馬英九沒有使命感，謝長廷有使命感，應能獲得支持。

【2008/02/27 中央社】@ http://udn.com/

PS：遥想当年许信良为实现他的“台湾党”目标，果断回应李登辉的“政党合作”提议，不顾民进党内极端派压力，只身夜会李登辉。一举奠定台湾此后的府院格局，虽然最后的结果与他的愿望大相径庭，但其政治家的魄力与远见卓识，直到今天仍令人钦佩不已。环顾今日台湾政坛，能称得上战略家的人物可谓一无所有。谢长廷今天能把许信良请出来，也算是眼光不俗。

另外，看到一篇相当到位的博文，最后两段正中台湾眼下这种“委托型民主”的要害。如果谢长廷和马英九是真正的政治家，推动台湾继续修宪的方向不应该是台独，而是约束总统的超级权力，改变半总统制下的权责不对等，走出选举主义的陷阱，巩固台湾的民主：

此次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順利平和的結束了，而也一如預期的，國民黨在台灣的新國會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綜觀此次的立委選舉，過程中雖然有許多的爭議，但最後能在勝不驕敗不餒的氣氛下結束，在在足以證明台灣社會的進步及台灣人民的民主素養。

但是在此次的選舉中，國民黨在立委席次上所取得的壓倒性勝利，可能將導致台灣的民主進程產生第一次的重大危機！而在兩個月後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中，不論是馬英九或謝長廷勝出成為下一屆的總統，若不能審慎面對這一屆的新國會，將危機化為轉機的話，都將嚴重傷害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果實。

此次國民黨在立委選舉中大勝所可能帶來的危機可分為政治體制面與政治操作面。

從政治體制面來看，國民黨在新一屆國會中所得到的席次已跨過修憲所需要的門檻！換句話說，國民黨已經掌握了修改台灣政治體制、國家範圍乃至於人民的權利義務的力量！而如果國民黨再在兩個月後贏得總統大選的話，台灣將出現一個擁有比威權體制更有力的民主政府，而在行政權、立法權甚至是地方政府都是由一個政黨掌控多數的情況下，台灣將不再存在任何有效的抗衡甚至是監督的力量。

而除了理論性的體制面危機之外，從台灣政治的實質操作面來看，這次當選的國民黨籍立委中，固然有形象、能力俱佳的人才，但更多的是地方派系所推出來的人選！而在選舉中，這部份候選人更頻頻出現買票賄選等等的新聞。而這種與舊國民黨時代無異的新國會，將會帶領台灣前進或是後退？實在是令人無法不擔心。

但是新國會的產生已經是既成事實，現在唯一可能將這可預見的危機化為轉機的唯有即將於兩個月後產生的新總統了。

下一屆的新總統無論是馬英九或是謝長廷，都得面對一個巨獸式的國會。謝當選固然得如履薄冰的面對一個充滿敵意的國會多數黨；但即使是馬英九當選，也將面對一個要求利益分配甚至是予取予求的立法院。

因此，如果謝長廷能當選的話，建議應主動將組閣權交給國會的多數黨，總統只要保持其國家元首職責中國防、外交以及兩岸事務的主導權即可，並以憲法所賦予解散國會的權力來制衡立法院，以維護台灣的民主進程。

而如果是馬英九當選總統的話，實在是應該好好利用在國會中的絕對多數，將台灣政治體制修改為西敏寺內閣制，在民主實驗中證明了內閣制無論在政治穩定性及行政效率上均優於台灣現行的總統制。只是不知道一但當選後馬英九是否願意釋出一己的權利來成就台灣的民主進程而已？

按人发钱其实远远比减税退税靠谱

Fri, 22 Feb 2008 10:11:05 GMT

上海的海归政协委员还是很有点水平的，虽然“每人发1000元”这话看上去不怎么靠谱，但却实实在在是个完全靠谱的主意，尤其是比之那些整天叫嚣着减税、退税的老中青经济学教条们。

为什么减税和退税不靠谱？道理很简单，你不能拿中国的税收结构去和人家欧美比。欧美国家的税源构成绝大部分是以个人所得税这样的直接税为主，所以，无论是减税还是退税，政策的指向性是极为明确的，政策施用的对象也很清楚，政策效果会一目了然。

而中国税收体制的税源结构，是以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作为主要税收来源。根本不存在“全民纳（个）税”的情况。于是，任何退税，无论是针对企业还是个人，都只能是补贴“具备缴税资格”的收入优势群体，比如垄断国企、高级白领和富人。这样，退税政策本身的目的不仅达不到，而且注定会南辕北辙。

同样的，减税也是不现实的。比如减个税，个税纳税群体本来就是全社会的少数，减税如何能起到惠及全民以抵消通胀的作用？减流转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减法是一刀切，政策指向模糊，效果也不会明显。

相反，虽然按人发钱看似荒谬，却很好的解决了如何惠及全民的问题，并有效的抵消了宏观经济恶化而对社会个体生活的侵蚀。虽然操作上恐怕难度很大，甚至不具备操作的可能性，但从社会收入分配的角度看，这么做更适合中国这种“纳税人不明”的税收体制。

当然了，按人发钱的重要前提，是从现有的财政收入中拿出钱去发，而不是央行印票子。后者，就是当年蒋委员长搞的法币金元，无良财政了。因为本质上，按人发钱，是把财富从政府手里转移到个人，目的在于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抵消物价上涨带来的内需进一步恶化。而不是“开着直升飞机撒钱”。

什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

Thu, 21 Feb 2008 02:03:08 GMT

中国经济正在发改委+国资委化，也许，可以称之为“发改委市场经济”更合适，呵呵。

两年前，我尚在《董事会》杂志兼差时，写过一篇评述林毅夫经济思想的文章。现在来看，老林依旧是无比睿智，无比识时务，无比政治正确，以及无比的三个代表。虽然不是我辈中人，但国企，或者，扩而大之，中国经济结构，的确如林毅夫所描述（建构？）的那样，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人多（不要提人的劳动权利），资源多（不要提资源效率和环境污染），政策英明（不要提是干预还是规制），产权多元（当然不要提国企对民企的利润榨取），强大无比的经济控制能力（很多人自以为是经济学在发挥效力，但其实可能是在不断的吃避孕药以逃避周期）。

中国的比较优势，一言以蔽之，就是建立在具有强大控制能力的威权政治基础之上的比较优势。看不清楚这一点，再牛逼的主流经济学，也都应该索性扔掉。

Linz和Stepan的民主转型与巩固一书中文版终于出来了！

Wed, 20 Feb 2008 13:02:46 GMT

Juan J.Linz、Alfred Stepan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这本书，可以当之无愧的视为最近两年国内引进的最重要的比较政治学著作。

这两天上下班在地铁上看这本书，真真切切的体会到理论与现实的那种联系和张力，这种智力上的被征服感，对于我这种“长于挑毛病”的人是不易获得的。

看来真的要重写手头正在弄的30年改革的文章了。当然，困惑还是有的，比如，Linz和Stepan所说的"post-totalitarianism"与K兄提出的"late authoritarianism"之间的区别，之前，K曾给过一个简单的解释，现在看看，还是似懂非懂，不完全清楚：

“（post-totalitarianism和Late Authoritarianism）看上去是差不多。但是，Linz是把post-totalitarianism作为一个理想状态来描述东欧极权国家的转型起点，不是 totalitarianism与威权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而中国的情况与东欧不同，in practice，从来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极权国家，从发端到极权制度，尽管有很多其它特征都吻合，而且在技术层次上现今的“晚期威权主义“的社会控制反而更像极权主义同时其容忍非官方组织方面也跟“后极权主义“相似，所以无从谈论她的转型是一个后极权国家。”

boston legal的一些遗憾

Wed, 02 Jan 2008 07:41:51 GMT

在告别了west wing前四季和特工鲍尔之后，我总算找到了一部愿意天天花时间看的美剧，boston legal。这些日子跟老婆一口气看完了前三季，很娱乐，很过瘾，感觉终于又找到了一部能刺激一下自己iq的剧集，不容易。但遗憾还是有的，而且挺多。

这片子属于标准的卖座美剧：裸体、尸体、老中青外带白加黑的戏骨，好的地方不需要我来说。只说说遗憾的地方吧：

1、这片子把美国司法体制的一般过程分析的还算挺通俗易懂且喜闻乐见。但娱乐和真实往往难以兼得，比如对英美法系中法官基于判例make law这一特点的展现，很充分，但这片子的编辑为了迎合观众and他自己的自由派口味，明显弱智化了陪审团制度。编剧借Alan Shore之口说陪审团制度正是为了反应我们法律体系需要人情化的弹性设置（大意），说的不错。但这种人情化的前提毕竟是法律。该剧从第二季后半段开始，判决结果变得几乎毫无悬念，原因就在于，观众总能发现，口若悬河的Alan Shore总是能用煽情的close，让陪审团们的人情味僭越法律。这种编剧效果，当然很能取悦观众，但未免技巧不足。

2、剧中对刑事诉讼检方举证的设置未免太BT。也许是编剧对辛普森杀妻案检方一败涂地的世纪审判印象太深？boston legal的主角们永远都能找到检方举证的漏洞，从而令自己的代理人在诸如杀人之类的刑诉大案中最终逃脱掉。事实上，英美法系的确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无罪推定，检方举证，但也没有bt到检方举证那么困难的地步，陪审团们也不会天生的认为警察经常抓错人。

3、编剧过于喜欢把美国时下发生的hot news带进剧情。从第三季开始，每集几乎都有Alan Shore同志讽刺布什和共和党那些stupid政策的发言。这在一个mba总统主政的时代，很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但是，这种讽刺就电视剧编剧本身而言，过于廉价，也并不深刻。较之west wing那种实打实的政策讨论，boston legal的编剧们到底还是逊了一筹。

最后，无比怀念John Spencer扮演的Leo McGarry

给一财写的医改社论

Fri, 28 Dec 2007 07:29:42 GMT

说实话，我是由衷的认为，陈竺的报告比之前那些乌烟瘴气的讨论要强得多。虽然他没有提到社会医疗保险的问题，但总的来看，作为一个党外技术官僚，他能把思路理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了。

医改务实回归　平衡政府市场

　　12月26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向会议陈述了未来医改的基本思路（下称“报告”）。陈竺表示，未来医疗体制中，公立医院将逐步取消“以药补医”机制，降低药品价格；医疗服务价格将“适当上涨”，基本医疗由“政府主导”，公共卫生机构要维护公益性。
　　从陈竺的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经过长时间讨论并广泛征求专业机构意见后，医改新思路终于走出了选择何种现有模式的空洞论证，回到针对现实问题的务实思路上来。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个运转正常的公共医疗体制，无论是为多数人推崇的“英国模式”，还是为人诟病的“美国模式”，其医疗成本的构成比例结构，都是“药费低、医疗服务费高”。换句话说，一个正常的医疗体制下，医院和医生等医疗服务提供方，应该名正言顺地获得较高的服务收入，不应通过开高价药来变相获取“灰色收入”。
　　而中国20年来的医疗改革实践中的教训在于，除了缺乏完善的、层次分明的医疗保险体系外，便是在公立医疗的体制下，人为扭曲了医疗服务的价格，并最终滋生了“以药养医”的不正常医疗市场生态。报告中透露出来的改革方向，堪称对症下药。
　　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是从医疗服务供给方的动机着手消除“以药养医”的第一步，而报告中提出的“将对公共卫生机构实行全额预算管理。探索收支两条线、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经费的总额预付等多种行之有效办法，严格收支预算管理，探索改革药品价格加成政策，逐步改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药补医机制”，则是在机制设计上消除“以药养医”的根本。
　　其中，预算管理配合收支两条线、总额预付机制尤其引人注目，现行医疗体制中“先花钱、后报销”的弊端在于，这一模式在医疗过程中，“阉割”了医疗保险支付作为约束医疗服务提供方“道德风险”，并控制医疗费用成本激增的重大作用。而实施全额预算、收支两条线和总额预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上述约束作用制度化。
　　关于未来医改中，政府责任和财政投入的问题，报告中也给出了思路：确立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公共卫生服务将主要通过政府筹资，向城乡居民提供均等服务。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合理分担费用，而特需医疗服务由个人付费或通过商业健康保险支付。
　　这一表述的关键词是“基本医疗服务”。这与之前吹捧的“全民医保”大相径庭。尽管陈竺报告中也承诺了“政府主导”，但主导的方向是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这其实是一种“量力而行的全民医保”，政府只承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避免了“全面型全民医保”（如英国的国民健康保险体制）最后难免陷入财政黑洞的尴尬。
　　从医疗费用的统计角度来看，永远是不到20%的人花掉80%左右的医疗费用，而这20%左右的人所需要的，基本上都是远远超出“基本医疗服务”以外的特需医疗服务。但事实上，从长期的国民健康和公共卫生政策来看，针对大众的基本医疗服务远远比针对少部分人的特需医疗服务，更能改善一个国家的国民健康情况。将“基本医疗服务”责无旁贷的承担起来，将特需医疗服务留给市场，报告指向的未来医改思路，可操作性远胜于“全民医保”，而政策风险又远小于后者。
　　当然，尽管报告亮点不少，但我们认为两大原则也需要明确提出，一是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和公共化有必要明确界定，营利性医院与非营利性医院要区分明确。对于一旦确定为非公益性的营利性医院，则必要向市场全面放开，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保持充分的市场竞争。二是政府财政“补供方”与“补需方”的平衡需要确立。片面地强调“补供方”或“补需方”，都是不对的。对于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医学教育和高度医疗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需要“补供方”，而对于“大病”与“专科性疾病”，主要“补需方”。
　　总之，医疗体制改革绝不是一个可以任意设计、轻易改弦易辙的社会工程，相反，医疗体制本身高度嵌入社会、市场和政治体制的特点，注定了改革过程本身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需要在方案设计中，充分考虑中国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瞩目中国“能源宪章”

Thu, 13 Dec 2007 12:56:26 GMT

为本周《新民周刊》撰稿

　　11月27日，能源法起草组对外宣布，决定从2007年12月1日开始，通过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等渠道公开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修改、完善的意见和建议。此前备受各方关注的能源法草案向国人揭下了它的神秘面纱。

　　能源法的推出，改变了中国作为后发工业国家，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缺乏一部能够保障自身能源利益与能源安全的相关法律的尴尬。从这个意义上看，这部堪称中国“能源宪章”的基本大法，无论给予它多么重要的地位都不算过分。

　　在这部15章140条，约1.8万字的征求意见稿中，“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国能源工作”这一措辞颇引人注目。所谓“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应该就是此前坊间盛传的“能源部”。不过，对该部门的权力界定却并未像之前外界所猜测的那样，出现一个权力集中的能源管理“大部制”。第三十二条则明确规定，“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制定能源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准入条件及管理办法”，这意味着，国土资源部辖下的矿产资源储量司应不会直接划给能源部。假如未来获得人大通过的能源法最终稿对此不做大的修改，那么之前为能源企业普遍担心的“多一个婆婆”的情况，将变成现实。因此，“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的权限问题可能成为能源法下一步立法过程中各方的博弈焦点。

　　与“大部制”的期望落空相比，法案中对能源市场定价的规定倒是未出人们意料。在保证石油、天然气等上游资源开发的国有垄断前提下，对其实行政府定价，而对开放程度高的煤炭等资源实行市场竞争定价。这其实只是对现有的能源市场格局进行法律上的追认。

　　中国现在一年约3.5亿吨石油需求中，有一半需要靠进口解决。而根据国际能源署不久前出版的《世界能源展望2007 》的估算，到2030年，中国国内石油需求的80％需要依赖进口解决。未来20年，中国的能源安全也将越来越依赖于海外能源战略的布局。但细心者不难发现，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对能源国际合作方面的规定只有区区八条。立法者在保障海外能源战略上的尴尬，表露无遗。

　　尽管近几年以中石油、中石化为代表的国有能源巨头在拓展海外能源市场上动作频频，成果上也颇有所得，但其中暴露出的问题却也十分显眼。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海外能源战略开始越来越多地暴露在能源所在国的政治风险之中。典型如中国在苏丹遭遇的达尔富尔危机，在巴基斯坦遭遇的在海外工作人员遭袭事件，以及不久前在厄瓜多尔遭遇的该国政府强征国外石油公司暴利税事件。

　　这些看似偶然的突发事件，其背后都有相似的风险逻辑。中国因经济增长而愈发强烈的能源饥渴，已经极大改变了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旁观者形象。但中国并没有完全随着能源战略的形势而及时调整自身的外交策略，从而难以有力地保障自身海外能源利益。当能源所在国的潜在政治风险爆发时，中国政府出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原则，往往只能被动应对。而若指望中石油等企业依赖自身力量去化解，则无异于杯水车薪。

　　根本在于，在由超然的旁观者外交向积极的利益相关者外交转变时，我们常将“不干预”原则变成了“不作为”，从而丧失了主动的自我保护。在那些政治风险丛生的第三世界国家，能源所在国政府的承诺往往朝令夕改，指望对方自己不出问题，远不如积极参与能源所在国的社会治理来得更可靠。而这种治理，除了中国企业在当地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外，更应从政府外交层面予以介入和支持。而这，却恰是目前中国外交实践的软肋。

　　因此，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对能源国际合作方面的含糊措辞，也只是如实反映了中国能源外交的现实困境。更进一步来看，在外交政策上如何更积极有效地保障中国的海外能源利益，也将成为未来的能源法能否切实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一个关键。

　　能源法此次开门立法如何解决上述诸多难题，令人期待。

中国人的消费社会离后现代尚远

Wed, 05 Dec 2007 09:25:15 GMT

中国人的消费社会离后现代尚远

刊于本月《独立阅读报告》

羽良

不久前去世的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曾经提出过一个经典的消费社会理论：消费社会造成了一个虚假的观念，人们认为个人有大量选择的机会。但实际上，人们却陷入现实规定的限制中不能自拔。

波德里亚的这一理论，被深受他学说影响的好莱坞导演沃卓斯基兄弟（现在应该是姐弟了）几乎原封不动的搬到了《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中。在《黑客帝国》第一部中，墨菲斯对尼奥的一段对白可以为证：“真相是你是一个奴隶，尼奥。你，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生来受奴役……你给关在一所监狱里，这监狱你无法闻及，无法品尝，无法触摸。这是你头脑的监狱。”这差不多是说，人们只是自以为可以进行难以计数的选择，但实际上，早在进行选择之前，人们已经被这些难以计数而且不断被繁衍创造的选择对象所奴役了。

这几乎是所有步入所谓“消费社会”的社会没法回避的根本困境。这一困境诱发了像波德里亚这样的学者探究“消费社会”本质的兴趣，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刚刚局部走出消费贫乏，步入消费加大丰富不久的社会，我们的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后知后觉当是情有可原。庆幸的是，在中国，已经有相当一批优秀的学者开始了对“消费社会”的研究和批判，郑也夫先生于今年出版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下简称《后物欲》）便是其中一例。

尽管郑也夫并不太认同波德里亚晦涩的理论表达，而更青睐简洁明了的叙述方式，但他还是在波德里亚的启发下，得出了“19世纪驯化出工人，20世纪驯化出消费者”的看法。在郑也夫看来，消费社会是人类在从事物质生产过程中，为满足人类自身的三项生理本能需求而发展出的必然产物。这三项需求按照郑先生通俗的表述，分别是：舒适、牛逼和刺激。

按照郑也夫的解释，舒适满足的是人类面对饥饿而渴求温饱的需要；牛逼则是人类作为动物进行性炫耀的本能；刺激，则是在温饱和随时随地的生存安全感得到解决之后，对随之而来的空虚和无聊的反应。人类社会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历史，在本质上便是围绕着这三项生理本能需求而展开的。

当人类的物质生产历史进入工业时代后，消费社会呈现出的绝大部分后现代问题便已经开始暴露出来。因为工业时代的特征：大规模、同质化、低成本的复制，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人类对舒适的需求。然而，随之而来的，出于炫耀心理的“牛逼需求”和温饱之后的存在主义困惑“找什么刺激”的问题却越来越显著的成为人类生活的焦虑。消费社会，本质上就成为通过不断扩大、不断翻新的消费，来满足人们对牛逼和刺激的需求，缓解对这二者的焦虑的手段。

但在郑先生看来，通过不断消费来解除焦虑的消费带给人类社会的很可能是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因为，只要本质还是在通过翻新产品来满足炫耀和寻求刺激的需求，那么人的自我实现就永远被一种往复不断的拜物循环所压抑。以至于对牛逼和刺激的焦虑在根本上是无从解决的。这与墨菲斯所说的“无法闻及，无法品尝，无法触摸”的“头脑监狱”，与波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的虚假观念”，如出一辙。

独辟蹊径的是，郑也夫认为“游戏”可以代替“无休止的过度消费”来满足人们在获得舒适后对牛逼和刺激的需求。因为“游戏”是一个过程，它没有打算逃离人类社会的生产和进步，但却解除了靠“消费物质”来满足牛逼和刺激需求时对人的自我实现的压抑。让人在“游戏”中实现自我，也在“游戏”中实现社会，更在“游戏”中解除根本需求的焦虑。这的确是郑也夫先生在《后物欲》一书中的极大创见。

不过，也许郑先生过分关注了“消费社会”消极的一面，却可能有意无意间略过了“消费”本身更为积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民众惯于将选择权交给权威的国家。

比如中国人对流行音乐的消费，便可一窥“消费”的积极一面。曾几何时，流行音乐对中国人而言就是八出革命样板戏。而文革之后，李谷一受到批判的《乡恋》，邓丽君《小城故事》的靡靡之音，乃至张明敏当年极为流行化的《我的中国心》，在丰富中国人对流行音乐的消费品同时，更是启发了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力。可以说，正是基于娱乐消费的流行音乐，伴随着政治领域的真理大讨论，在八十年代初期荡涤了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为纲的极权意识形态残余。而且，仅仅十年时间，中国人的娱乐消费就从李谷一和邓丽君式的传统美声唱法，亟不可待的升级到崔健和罗大佑的摇滚乐。

当崔健将裤脚卷的一高一低，在工人体育场以近似于狂吼的方式演唱《一无所有》的时候，亿万中国人心地积压已久的渴求自由的情绪，也在刹那间以娱乐消费的方式释放出来。到了1989年，当全世界的记者跑到北京意欲采访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新闻时，却惊愕的收获了天安门广场上更大的新闻。而任何历史研究者，都不会放过这条新闻中的一个细节：广场上四处飘荡的候建德和罗大佑的歌曲。对流行音乐的娱乐消费，成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史中无可忽视的一部分。

又过了16年，中国人在似乎毫无新意的消费者各式各样流行音乐的时候，突然被“超级女声”短信投票这样一种全新的娱乐消费方式所大面积感染。以至于一夜之间，在这么一个缺乏结社和选举自由的国家里，人们因为疯狂的超女消费而成立了无数的“玉米俱乐部”“凉粉俱乐部”，为了“超女”，一贯被视为缺乏民主教育的中国人好像无师自通的理解了投票的权利和花样繁多的投票策略，甚至有人喊出了“老子这辈子投不出一个国家主席，但一定要投出一个女娃子”的豪言壮语。一场轰轰烈烈的市民文化运动，以消费的名义，颠覆着看似强大无比的威权统治。

可以说，消费见证了中国人自主意识的逐步唤醒。从消费流行音乐去争取完整的政治权利，到消费住房去争取完整的财产权利，再到消费麦当劳去拓展沟通空间。在不经意间，消费与中国社会的巨变已经牢牢的捆绑在一起。笔者并非借此否定郑也夫先生对“消费社会”批判意见，上述对消费积极意义的说明也只是想补充一下郑先生的结论。因为笔者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诸多方面还处在前现代的国家里，消费社会应对的未必只是空虚和无聊，因为我们离后现代尚远。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郑也夫，2007年3月第一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说说张维迎和邹恒甫的事情

Sun, 02 Dec 2007 04:35:02 GMT

大学内的人事斗争，仍是我党体制内权力斗争的翻版，几乎没有不同。邹恒甫当初公开信对张维迎的申诉，将自己道德化将张非道德化，都只是为了舆论动员。而信写给周济这一点来看，邹恒甫张维迎这批人出国也无非是受了些现代经济学的工具培训，根本不懂得教育哲学，更不懂得民主政治和民主生活了，邹所诉求的，不过是更高一层权力的裁决。也只有在官本位、权力能够决定一切的社会里，才会出现大学教授写信给教育部长，请求他搞掉另一个教授的现象。

与党内体制的权力斗争不同的是，体制内的斗争关键可能是人脉，可能是履历，可能是出身，可能是自己辖下掌控的资源，这就导致这种权力斗争所需要动员的只是上述资源，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不需要公开化。（但也有特殊情况，比如文革，比如真理大讨论，甚至南巡，也要靠公开化来动员民众，借以打击体制内部的敌人）相反，教授们拥有的资源里，自我的道德标榜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资源（这也和我们这个国家对老师这个职业的传统看法有关），所以用来搞权力斗争，诉之于道德，简单，好用，且可能屡试不爽。

换个角度看，无论是张维迎，还是邹恒甫，都是三个代表下的stakeholder。大学里的这种斗争，斗到底都是为了资源，而这种资源的来源当然是党，是体制。抽象的说，这是党内权力再生产的逻辑复制到了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与之关联的组织之中。呵呵，党就是哥斯拉。

我朋友小白那个关于道德和民主的说法，让我想起来张五常曾经的一个看法，靠道德维系秩序的社会，成本比靠民主法制要来的低。当然，道德断案这个东西，从来就难免成为针对少数人的暴政。

孕妇非正常死亡、公共医疗体系破产、政治迫害

Thu, 29 Nov 2007 08:48:23 GMT

http://news.qq.com/a/20071129/002763.htm

医疗体系积弊不除医院口碑恐难改善，给南都珠三角版写的评论。

其实这个事儿，跟北京的孕妇案一样，最终反应的都是中国公共医疗体系的破产，医患关系的破产。

还有一点我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求废除“不签字不手术”的规定。医疗服务中医生和院方对患者高度的信息不对称优势下，不签字也可以手术等于是为过度医疗大开方便之门。更何况，以中国的医疗事故调查规定，医院为此所承担的风险极小。而如果考虑到“病夫治国”的政治迫害可能性，不签字就手术，简直就是未来政治犯们的人间地狱了。这种事情并非危言耸听，中国的精神病强制治疗就是例子。难道这帮弱智的时评家们都忘了那个泼毛像的湖南人吗？！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国海外能源战略

Mon, 26 Nov 2007 01:42:00 GMT

刊于本周《纵横周刊》纵论

11月23日，一则有关石油的新闻传到国内。厄瓜多尔政府于今年10月12日以总统令形式宣布，提高针对国外石油公司征收的特别收益金率（即征收外国石油公司因石油价格上涨而超出原来销售合同价格利润的一部分），从原来的50%提高到99%。中石油等国内能源巨头在厄瓜多尔的投资顷刻间面临着“打水漂”的危险。受此消息影响，中石油的国内A股股价继续下挫至33.75元，为上市以来最低价。中国能源外交政策再受重创。

厄瓜多尔政府此举并非心血来潮，也绝非刻意针对中石油一家。2006年4月，厄瓜多尔议会便通过了一项石油改革法案，规定外国公司必须将因石油价格上涨而超出原销售合同价格所获利润的50%上缴厄国政府。厄议会此举，曾有评论认为是厄政府受到邻国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左翼政府相继推行能源国有化政策的影响，迫于国内民族主义压力而做出的。但这显然误读了厄瓜多尔的国内政局状况，自2006年现任总统拉斐尔·科雷亚上台以后，厄瓜多尔能源政策显现出不可逆转的国有化倾向。热衷于将自己打扮成“厄瓜多尔的查韦斯”的科雷亚，在上台之前便被视为拉美新兴左翼政治的代表。与行伍出身的查韦斯和农民出身的莫拉雷斯不同，科雷亚是名副其实的左派知识分子出身，而且是在美国伊力诺依大学获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科雷亚领导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在竞选时便提出“能源国有化”的主张。这样一位总统，通过修改《石油法》来卡住外国石油公司在厄瓜多尔的利润之源，实在再正常不过。

更有趣的是，在去年4月通过“外国石油公司特别收益金”法案后，2006年5月，厄政府便终止了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OXY）1999年与厄国家石油公司签订的石油合同，并将其资产和设施收归国有。厄政府指责OXY未经厄瓜多尔能源部的批准，在2000年擅自将位于亚马逊地区的15号油田的40%权益转让给加拿大恩卡纳（EnCana）石油公司。然而，正是这家恩卡纳石油公司，在2005年9月，以14.2亿美元的低廉价格，匆匆将手中持有的在厄5个石油区块的资产和开发权益转让给中石油和中石化合资组建的安第斯石油公司（Andes Petroleum Corp）。当时，中石油、中石化方面对以如此低价获得恩卡纳公司在厄资产颇为“窃喜”，而今看来，这不过是恩卡纳公司提早察觉在厄投资的政治风险，金蝉脱壳之策罢了。而中石油、中石化方面，在科雷亚上台之后便再也没有窃喜的心情了。到了现在，恐怕更是欲哭无泪。保守估计，中石油等中资石油公司此次因特别收益金率提高而遭受的投资损失总额不会低于20亿美元。

事实上，代表中国政府实施能源外交战略的中石油、中石化、五矿集团等公司，近两年始终没有走出“有奶便是娘”的能源投资陷阱。先是在苏丹，不仅受到眼下愈演愈烈的达尔富尔人道危机的政治牵连，更是在之前误判苏丹执政当局的政治资信，以至于中石油作为苏丹国际石油财团的大股东权益频频受到苏丹政府的损害。而后，在巴基斯坦等国屡屡发生的袭击中国企业员工事件，背后也无时不闪现着中国的海外能源战略被卷进所在国国内政治冲突的祸端。

几乎就在中石油遭遇厄瓜多尔变局的同时，又传来中海油将以9亿美元收购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的海上石油区块49.8%股份的消息。（详见本期陶短房研究员的文章）与当初中石油中石化收购恩卡纳公司在厄资产的情形相仿，中海油很有可能籍此次收购而卷入尼日利亚国内最棘手的政治冲突地区，其收购后面临的政治风险之大，将更甚于如今在厄瓜多尔面对的局面。

最后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政府每年为鼓励和引导中国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投资而发布的《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几乎从来不涉及对相关国家的政治风险评估。例如，就在今年，该目录还将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列为海外重点石油投资地。如此轻率的“指导”，只能说明中国政府连起码的海外能源战略政治风险评估能力都较为缺乏，更别说通过积极的官方外交努力来保障维护在海外开拓的能源利益了。

朝廷的能源外交很不和谐啊。。。

Fri, 23 Nov 2007 09:46:58 GMT

　　厄瓜多尔要征收中石油暴利税，hoho。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不好说胡温老汉没想到“要还”，但恐怕没想到“和谐世界”刚喊出口，报应就来了，好不和谐啊。从达尔富尔，到缅甸，再到尼日利亚，如今又是厄瓜多尔。我们一向没有政治责任感的朝廷终于也尝到了别家政府耍流氓的苦头。

　　当然，不是说只有我们朝廷很无耻，欧美帝国主义的石油康采恩们早就无耻过了，现在我朝的中石油中石化和五矿们不过是在重复别人的老路。所不同的是，别人是民主政府借私有公司之手进行能源掠夺，我们是国企出面，搭上的除了企业声誉、员工的性命，还有政府乃至整个国家的信用和形象，成本之大，算起来能吓死活人。嘿。

　　别看中非论坛搞的好像级别多高、内容多火，这其中的政治风险随时都可能爆发。跟非洲那帮官僚打交道，说到底是与虎谋皮，非洲政治的一大特色是政府代表国家，却没法代表本国社会和地方权力。你就是能收买这个国家所有公务员，也不能保证你在这个国家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非洲国家，严格来说，离现代国家还差得远，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府能够控制的地盘，大概除了自己的首都之外再无其他。出了首都市内几个区，恐怕就是各位酋长和军阀的天下了。安哥拉、达尔富尔甚至比较发达的尼日利亚，无不如此。如此，我们大搞特搞的中非论坛也许应该改个名字，叫“中非官僚论坛”更恰当些。

　　和中国貌似打得火热的拉美左派政权，当然更靠不住。整个拉美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算是“民主巩固”的，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这四国左派政权可能除了巴西之外，都是典型的选举威权国家（当然，巴西也并不算太好，但多少好些），徒有宪法和投票的皮，骨子里还是动辄搞搞全民投票，多数人同意就改宪法，然后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当然，你不能说人家不民主，但也肯定不是真民主。这号伪民主国家更没谱，说国有化就国有化，你还没辙，因为人家随时可以搞个全民公投，投票给你看。到时候投出个同意国有化，连指责对方政府没信用都悬——人家没信用，可是有合法性啊！

　　于是，保障我朝能源外交战略的，也就是这些脆弱的不能再脆弱的“和谐世界”了。所以有时候我很同情中石油、中石化嚷嚷国内油价不市场，甚至时不时还哭穷：他们被朝廷逼着出去混的，真不容易。

（想买车的同志们也要三思而行，五年之内，国内成品油价格肯定会放开，后果就是油价翻番，到时候您现在每个月的油钱翻几番就不好说了。又要养房、又要养车，说不定还要养家养孩子，您就是一个月挣个两三万恐怕都不够。当然，如果您的油钱有人埋单，另当别论。呵呵）

房价假装下跌，我们假装欢呼

Thu, 22 Nov 2007 02:40:50 GMT

http://news.sina.com.cn/pl/2007-11-22/083414363006.shtml
这篇评论，经新京报的编辑过手，口吻上显得我这个刚刚买房的人太幸灾乐祸了，实在和我本来的态度相去甚远。
还是S博士说的更贴切些，应该是“政府假装调控，房价假装下跌”。
当然，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大面积推广，我还是有一点点看好的。倒不是觉得这个政府真的有多“民生”，但既然胡温两位老汉铁了心想走像庇隆主义那样的民粹路线，那么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这类政策是绕不过去的。万一没搞成，也只能说他们有心无力了。而如果搞成了，放心，北京和上海的房价也不会降下来，因为让这两个地方房价下降，政治上没必要，经济上不划算，何况北京已经规划了两个新城了，大不了穷人搬到六环外面。不影响和谐，嘿。

新劳动合同法倒逼中国“经济社会”

Sat, 03 Nov 2007 15:36:40 GMT

新劳动合同法倒逼中国“经济社会”
同时刊于11月2日《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

羽良

　　任正非颇具纪念意义的001号工号就快消失了，这是他和他的华为为应对新劳动合同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更大的代价是华为为近万名老华为人开出的“自愿离职再上岗”的补偿条件：经济补偿税前总额=（Ｎ＋1）×员工月补偿工资标准（税前）。但月补偿工资标准不仅仅是员工的月标准工资，还包括员工上年度奖金月均摊值。Ｎ为员工在华为连续工作的工作年限，此外还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此补偿标准优厚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离职员工保留所持有公司的虚拟受限股资格（据《21世纪经济报道》）。

　　且不说这样的补偿条件算不算优厚，但新劳动合同法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显然极大影响了华为这种主张以内部竞争性文化立足市场的企业。现实给华为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在新法实施之后，准备接受第一批“终身雇用员工”；要么开出足够诱人的补偿条件，合法规避新法的这项规定。华为选择后者，无意间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实践提供了第一个经典样本。

　　华为的做法在很多倾向于经济民主的人眼里，毁誉参半。早在人大最终通过新劳动合同法之时，便有诸多评论认为新法实施前这半年会有大量奉行机会主义的企业（尤其是民企）以时间换空间，通过解雇老员工来规避新法实施带来的影响，拖延新法实施后必然带来的劳资成本增加。华为的举动似乎印证了他们的先见之明，痛心疾首者在声讨任正非们的同时，不忘提及他们心目中的劳资关系典范：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法国的劳工法和德国的莱茵兰经济民主。

　　不得不说，对经济民主制的一知半解，造成了这些好心人对任正非们的误读和对新劳动合同法的曲解。日本、法国与德国的劳资模式与这三个国家各自的工人运动历史渊源颇深，日本战后的公司工会斗争，法国和德国的工会运动与社会民主运动促成了三个国家各具特色的劳资市场制度。换句话说，是先有工人运动，而后才有相应的劳资法律出台。不同的工人运动历史，促成了三个国家经济民主和公民权利的进步，但政治上的进步也付出了相应的成本。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困于终身雇佣制和劳资谈判中议价能力过于强大的工会力量，日本、法国和德国的劳动力市场面临着价格弹性不足，以致劳动力成本高企，影响本国产业竞争力，反过来就业又进一步恶化的情况。这种僵硬的劳资关系导致的恶性循环，也成为今天这三个国家右派政府上台，大搞经济改革削减社会福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社会政策理论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认识到保护劳动力产权的前提是“鼓励工作、促进就业”，而不是“高福利养闲人”。这是经历了战后60年社会福利政策的各国重大的经验总结。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华为这次“自愿离职再上岗”事件和新劳动合同法中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该会读出新的意义。

　　首先，新法实施背景下的“自愿离职再上岗”与剥夺了劳动者补偿的机会主义行为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的实质是对劳动者产权进行相应的经济补偿，是新法背景下劳资契约的重构。这种为回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进行的劳动力产权“赎买”，其实是从反方向实践了新劳动合同法的新规，提高了劳方对资方的谈判能力。其次，“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一规定本身，并不说明立法者愿意看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从此出现大面积的“准铁饭碗”。

　　相反，立法者的本意可能在于，在保持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限制强势资方对劳方的道德风险。甚至可以说，新劳动合同法的最大变化是在实质上要求无论任何劳资关系，资方都应公平地对劳方进行经济回报和补偿。应该说，这比修订前的劳动合同法在实践中形成的“强者通吃”情况，要进步很多。

　　无可否认，中国经济改革至今，我们拥有了一个或多或少接近自由经济的市场，却远没有形成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所必须具备的健全的“经济社会”。而后者，恰恰是日本、法国和德国等发达工业国家在经济民主方面的根本所在。正如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大师林茨（J.Linz）在研究东欧国家转型时所观察到的那样，一个只有私有化市场而未能建立起经济社会的国家，其政治上的转型失败的可能性要更大。而即将于明年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无疑为中国建立一个健全的“经济社会”打下了一根新桩。

附注：出于安全，没有提到工会的问题。新劳动合同法只是部分缓解了劳资谈判中的权力不对等，并没有解决它。独立的工会组织是集体谈判没法绕过去的一环。华为这件事是个特例，而华为的这种做法，也并不意味着华为这种中国特色的科技企业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认识真的有了提高。

今日中国的技术官僚，就是昨日日本的参谋本部

Mon, 22 Oct 2007 09:56:31 GMT

这两天为赶写独立阅读报告的书评，读《读卖新闻》编写的《检证战争责任》，一并重读老冰的《军国幕僚》，感慨颇多。除了自明治维新便天生残疾的立宪宪法最终让军部暴走、政党政治破产令人唏嘘之外，恶名昭彰的大本营参谋们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深受普鲁士旧式军阀精英教育传统下的日军参谋们，不仅时时以所谓的工具理性为行事指导，更是对政治的底线、社会的复杂目如无物。这样一个官僚群体，脑子中根本不曾真正有过政治家或者军事家的素质，他们身上只有自以为是的自大，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和小圈子利益。为了小圈子利益，不惜对内大搞军事政变和恐怖暗杀，对外枉顾外交国策和国际条约，屡屡暴走，直接促成日本深陷中国战场的泥潭，间接迫使日本在没有做好任何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对美开战（这还不算上中间不自量力的在诺门坎挑逗苏联），直到最后还要叫嚣灭种亡国的本土决战。

大本营参谋们这些“非人”的特征，其实活脱是一个技术官僚群体的极端样板。今天中国体制内那些多被外界和民间视为温和改良派的技术官僚们，身上或多或少其实都带有当年“大本营参谋”们的特点。翻看一下这些人的履历，再回顾一下他们在各种场合发言的调调，有时候真是庆幸党国军国好歹还掌握在一群旧式党棍官僚手里，而不是在这些有着显赫体制外履历的技术官僚手里。前者，固然腐败无能、保守顽固，但大抵尚有起码的政治素质和政治伦理底线，而后者，除了真理在握、屠龙刀在手的科学主义自信，剩下的恐怕就只有无所畏惧的理性疯狂了。

从“门户标题党”看威权执政转型

Wed, 17 Oct 2007 07:15:05 GMT

　　四大门户（新浪、腾讯、搜狐、网易）首页和新闻频道要闻区通通变成17大，不用说，这是宣传部门授意所为。自16大以后，中国政府在网络舆论监控上的水平堪称“与时俱进”。除了众所周知的GFW工程，还有一整套宣传行政程序和立法配套，世人皆以GFW工程讽刺中国网络的“1984化”，但在我看来，后者才是能够一窥中国政治走向的关键点。

　　以17大宣传管理和监控为例。就我所知，政府有关部门早在半年前就制定好了详细的管理、宣传和监控议案，并通过每周召集当地有影响力的网站例会层层传达，逐步展开。到大会开幕前夕，整套方案可以说已经落实的极为周到。事实上，与以前不少人所熟知的宣传部对纸质媒体的监管不同，目前各级新闻办对网络媒体的监控更有效，因为监管链条更短，监管效率也更高。之所以能够进行这样高效的管理，与外界普遍关注的GFW等技术关系不大，真正的原因在于政府对互联网上信息和舆论的控制能力远胜当年宣传部对纸媒的控制能力。

　　与没有任何新闻法律法规的纸媒不同，中国的网络媒体自2005年起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法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尽管性质只是部门规章（行政部门自行设立规章的好处，是可以绕开人大立法的公共政治过程，这在公法建设极为薄弱的中国，是行政管理便宜行事的不二法门），但毕竟是从“无法”向“有法可依”的根本性转变。可以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与早前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和《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共同构成了政府对互联网信息和舆论进行行政控制和法律控制的基础。同时，这些法规也为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提供了相当的依据。对比宣传部对纸媒的那种传统的、单独依靠行政控制的管理方式，可以说，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信息的管理模式，已经彻底摆脱了极权国家意识形态为纲的传统方式，转变成威权政体下的“警察国家”模式。

　　威权政体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对意识形态的依赖极度弱化，而对执政合法性的依赖极度增加。自从明确提出做“合格的执政党”的口号之后，政府对信息和舆论的管理程度已经极度扩展。以目前有关部门对网络门户的管理来看，除了监控明显的政治敏感话题之外，对新闻摆放位置、新闻稿件来源、网友的新闻跟帖乃至标题、新闻摆放时间等等，都有详细的管理规则。管理的目的已经从单纯的“堵”，转变为积极的“疏”、“导”。而“疏”和“导”的目标，都是在积极的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为执政合法性造势。与这一目标相比，传统上“左”与“右”的争论都是与官方态度相左的。（这与不少土著左派认为左就是政治正确的观点是极为冲突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自16大开始，每逢政治大会，被关闭的网站往往都包括类似“乌有之乡”这种左派网站的原因。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左，与目前执政党所亟需的政治合法性是有分歧甚至有极端冲突的。类似巩献田这样的纯粹左派发出的声音，在功能上，与诸如李锐这样的党员异端发声其实是一样的，最终批评的矛头都会指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这是绝对为舆论监管部门所不容的。

　　眼下正在召开的大会，某种程度上是对这几年政府在社会控制建设上的一次阅兵。而各家门户网站的相关新闻投放，则是一个典型的观察标本。相比之下，海外中文媒体每每热衷猜测的人士变动，其实并不是一个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关键参照。笔者在此不妨大胆预言，17大标志着党执政威权化的一次升级。从此之后，中国政治的威权性质会越来越显著，政府的社会控制模式会加速从单调的行政控制、道德控制逐渐向法律控制配合行政控制转变。这种转变将绝不仅仅停留在类似互联网管理这样的领域，例如《物权法》细则出台后对滥用公权强制拆迁行为的高调否定，都是政治威权化的表现。与之对应的，在否定“西式民主路线”和“推进党内民主”这样看似矛盾冲突的口号之间，威权执政转型的路线其实显得更为明确：即在保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通过诸如党内民主这样的改进，增加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从而继续威权政体的存在。这一点，在经济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GDP中心论渐被抛弃的今天，尤为重要。

　　特约评论员老L，资深媒体人。 from 游说观察

关键是谁来做出“次优选择”

Mon, 08 Oct 2007 04:39:49 GMT

每每全国河蟹代表大会秘密召开之前，总会引起各国中文媒体无限猜想，但每每除了人事动态之外，再无真正新鲜的事情可以落实。之前种种预言揣测，都如前一夜胡同门口大爷们的龙门阵一样，烟消云散。

当然，媒体要有内容来充数，靠笔杆子吃饭的撰稿人也要码字赚饭票。于是，关于河蟹代表大会的奇谈怪论总是难免。国人有偏听偏信的恶习，老实者，信人民网、新华网、人民日报、求是，不老实者，则只信海外中文报刊。赶上先下年景不好，网上长城渐起，于是后者只能捡些长城不设防的海外媒体看看爽爽，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便成为很多人的不二之选。

今天看到该报署名“伟达”的评论，名曰《中国将继续“次优选择”》。作者认为此次河蟹代表大会会继续所谓的发展“次优选择”。认为中国这种发展路径，虽劣于欧美的宪政民主，但好过战乱动荡地区，甚至以台湾做比较，认为台湾转型之后，除言论自由外，其它社会发展方面俱不如前。文章收尾虽然说了两句实话，但全文质量之低劣不堪，真是不值一驳。

不过，“次优选择”一说市场广阔，尤其是对国人，不谛是30年来最大的“糖衣炮弹”。有了“次优选择”，就会衍生出所谓的“渐进改革”、“告别革命”、“增量民主”和更老版本的中特论、民主需要先受教育论（和谐版“训政”），乃至拿到国际上包装，成为所谓的“北京共识”，洋洋洒洒，蔚为壮观。

“次优选择”本出自Nash发展出的经典博弈论，而后逐渐融入经济学领域，更被国内那些二把刀专家发展成极富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凭博弈论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Harsanyi是坚决反对将经典博弈论拿来乱套用现实世界的。按照Harsanyi的意思，经典博弈论是理论上的“理想类型”，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参照，而不是实证的产物。拿这个“次优选择”来说，本来是个人理性选择下非合作博弈的一种可能结果。这并不能推导出“次优选择”就是“好的”选择这一价值判断。更进一步来说，假如河蟹们做出的选择真的是一种“次优选择”，那么这种“次优”也仅仅是对于所有河蟹们而言的，并不代表对河蟹以外的蟹们也是一种“次优选择”，更不能说是“中国的次优选择”。因此，谁来做出“次优选择”，比讨论“次优选择”是什么，更能说明中国的政治结构。也比讨论次优选择出来的方案，更合适用来判断中国的政治发展趋势。

谁有权做出选择，是政治权力的本质。如果将这个问题省略掉，就没法真正区分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而忽略政治权力结构这一前提，并热衷于包装“次优选择”的知识分子，正如K博士所说，在根本上而言，无非是在重新打扮一个亟需合法性补充的威权政体的官方话语体系。一旦进入这个层面，那么无所谓左右，其实都是在“帮闲”。或者说都在自以为超脱客观的做着与官方意识形态同流合污的事情。（其实，这也是“三个代表”在“行政吸纳”的功能之外，更进一步的功能发挥）

延伸阅读：《威权政权的命运：转型还是巩固？》

人权外交能否令缅甸成为第二个阿根廷

Sat, 06 Oct 2007 09:11:14 GMT

人权外交能否令缅甸成为第二个阿根廷？（刊于10月1日《纵横周刊》）

羽良

　　由缅甸青年僧侣组织“缅甸全国青年僧侣联盟”领导的“袈裟革命”已经进入第二周，缅甸军政府方面已经放弃了最初的克制对策，开始了血腥的镇压。
　　尽管美欧各国，以及东盟和日本对缅甸军政府纷纷表示谴责，美国政府更是祭出经济制裁手段，但至今收效甚微。而此前有报道称，此次缅甸僧侣抗议运动有国际社运组织积极介入，现在看来并没有给军政府带来足够大的压力迫使其放弃镇压政策。
　　缅甸的军政权现状，不禁令人想起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阿根廷军政权在外界压力面前，从初期疯狂的人权迫害到迫于压力选择缓和政策并最终转向民主的历史。在阿根廷军政权倒台的过程中，以大赦国际为代表的国际倡议网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与阿根廷国内人权组织的合作，大赦国际掌握了大量阿根廷军政府逮捕杀害国内异议人士的详细数据，并通过报告的形式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对阿根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政府发布这些军政府的罪行。大赦国际和其它人权组织提交的详细报告，直接导致了阿根廷军政府最大的外援美国政府停止了对阿根廷的军援。同时，卡特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帕特里夏·德里安（Patricia Derian）主持的人权办公室成为国际人权网络与卡特政府人权外交政策的重要连接点。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官方获得的绝大部分阿根廷军政府迫害人权的确切信息，就是通过这样的非官方渠道获得的。
　　面对国际上的谴责、经济制裁，以及国际社运组织的介入，缅甸军政权为何依旧有恃无恐？以人权组织和社运组织为首的跨国倡议网络是否有可能帮助缅甸带来实质上的改变？国际政治学界的一项研究也许有助于帮助人们对缅甸未来局势发展进行判断。
　　根据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Keck）和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对拉美国家民主化进程中跨国倡议网络的研究，跨国倡议网络之所以能对阿根廷军政府进行有效的政治影响，源于跨国人权组织的成功的宣传和游说。这些组织成功利用了与军政府有重大利益相关的美国政府，在阿根廷国内人权保护遭到极端压制的情况下，通过在美国的人权活动，成功促成了卡特政府时期对阿根廷乃至整个拉美国家的人权外交，从而加速了拉美各国政府的平民化进程，并极大提升了美洲国家组织对人权和民主问题的干涉力度。
　　不过，凯克和辛金克并不认为跨国人权倡议网络在阿根廷的成功可以轻易复制。一般来说，跨国倡议网络只能对民主国家的政府进行有效游说，敦促其对存在人权迫害现象的非民主政府进行人权外交。而人权外交只有在“道德原则”同“政治杠杆”共同实施的时候，才有可能奏效。以阿根廷军政权为例，二战后阿根廷军队最大的金主是美国政府的军援（出于冷战时的反共需要），在国际上，阿根廷由于移民、宗教等历史原因，标榜其与欧洲各国同属于“西方和基督教文明”，经济上广泛依赖于出口贸易。当阿根廷的军人政权登场时，冷战气氛已经开始缓和，经历了左翼学生运动的欧洲各国，普遍强化了政治的社会民主化程度。军政权在政治经济上所必须依赖的欧美国家，对人权外交的关注程度普遍上升。因此，跨国人权倡议网络通过在欧美国家的游说所促成的对阿根廷军政权的人权外交，不仅在政治道义上合法性充足，在“政治杠杆”上也大有可为。随着美国削减并最终停止对阿根廷的军援，欧美对阿根廷实行全面贸易制裁，军政权当局不得不正视欧美各国的人权外交压力，以减轻国际孤立带来的政经困难。这最终带来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人权外交在二战之后，第一次取得了重大胜利；二是军人政权高压统治的缓和，促进了拉美各国市民社会的壮大，为政治民主化奠定了基础。（Charles Tilly，1992）
　　可惜的是，影响人权外交效果的上述因素，对今天的缅甸来说，都是很不利于支持民主的僧侣和民众一方的。缅甸军政权的四个最大利益相关方分别是中国、东盟、日本和印度，而这四方中，除了日本之外，都没有达到跨国倡议网络的活动能够影响政府外交政策的地步。尤其是在缅甸拥有经济利益的各国，都不愿意对缅甸军政权进行实质性的制裁和干预。而以初级农业经济为主、对外经济依存度极低的缅甸，在面对欧美经济制裁的时候，也更容易摆出“你能乃我何”的流氓姿态。同时，东盟与美洲国家组织不同，后者在二战后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对各国具有相当强的政治影响力，而东盟不仅缺乏这样的人权公约，辖下各国更是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可以，尊重人权的民主价值观在东盟而言，只是一个字面上的装饰品，没有真正的政治约束力。
　　说到底，跨国倡议网络推行的人权外交中最重要的“政治杠杆”效应目前对缅甸当局很难发挥作用。这也同时解释了自1988年民主运动遭到镇压后，20年来缅甸民主抗议运动不断，却始终无法令军政权让步的根本原因。因此，尽管此次“袈裟革命”是20年来缅甸社会爆发的最有力的一次民主运动，但其前景不容乐观。
　　
　　《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玛格丽特·凯克凯瑟琳·辛金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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