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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物语：半个新闻人都市无产阶级社会生活参考 July 25 和谐戒严办奥运去户外店买睡袋租帐篷，竟然很多东西断货。一问，送货的车进不了北京，没辙，到时只能用毛巾被凑合了，睡袋让给老婆。在迪卡侬看中一款广告上的帐篷，双人双面帐两公斤重，比普通的同类帐篷轻了1公斤左右，竟然也没货。md，幸好这次不是进山而是彻底的海边腐败，否则简直没法活了。
真佩服北京人，怎么受到了这么折腾。我家后面著名的东郊菜市场早两个月就给关了，周边大部分居民只能忍受沃尔玛的价高质劣食品。奥运还有半个月，奥运专用车道就已经启用，单双号的效果因为这条不敢走的车道被抵消了大半。所有写字楼都要出示证件，所有地铁站都要严格安检，随时有可能被查身份证。在家里，也有可能被敲门查暂住证。天上除了直升机，据说还有苏27，满大街的武警、公安、内卫这还不算不穿制服的那帮家伙。如同全城戒严，这等鸟奥运，办它作甚？
当然，还是有乐子的，托公司的福，过两天应该可以拿着证件去某些特殊报刊亭，买些playboy回来。这可比那些狗屁奥运钞票，要难得多了。
July 14 很多人只配看张纪中昨天和老婆看了《赤壁》，片子给人的愉悦程度超出我预期，不错，值得一看。 约了++老师一篇影评，+老师和我的感受差不多，挺好的一片子，不白花钱。不想网上一群2B跟帖说+老师的影评是吴宇森的托儿。这还不算完，者名严肃杂志瞭望还专文批判吴宇森“没文化+不懂历史”，操嘚咧嘚，你们有文化，你们懂历史，你们丫的全家都有文化！ 不是我说，你要非带着多深刻、多牛逼、多沉重的心情排队去看大片，那十之八九是你自己有毛病。别说大片庸俗之类的屁话，大片，就是庸俗的喜闻乐见。一个人庸俗很容易，拍部招人待见的庸俗大片很不容易。人家吴宇森压根就没打算用《赤壁》膜拜罗贯中，犯得上你出来装逼装有文化么？ 其实从关二爷不骑马，杀完人还不忘来个京剧式的亮相就足能说明吴宇森的cj用心：纯场面纯摆pose纯用香港普通话拍的三国舞台剧纯拍给没文化的广大人民群众。干嘛非要把诸葛亮、周瑜们拍的跟太祖毛+康有为似的？中国人所谓的“有文化，历史感”，不谛说是恐惧自己受D教育多年形成的小民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被一部商业片轻易颠覆掉。 几年来，中国人拍的大片来来往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张艺谋的黄金甲和这部赤壁，前者纯粹是因为有意无意的广场隐喻，后者则是纯娱乐，纯场面。中国导演弱于场面戏，强于室内剧，或者说密室阴谋剧。后者是先天的、无师自通的本民族文化意识。前者是真的要靠学习，要靠彻头彻尾的西化才能学到。吴宇森在片尾靠一只鸽子俯瞰曹营——并借以向指环王致敬，便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我也向带给我两个半小时愉悦的吴宇森致敬，并期待赤壁下集。 至于那些有文化的装逼犯们，你们丫只配看张纪中拍的历史剧。 意外啊 本msn spaces被屏蔽三个月之后，今天偶然试了一下，竟然可以看了。难道是皇恩浩荡，aoyun大赦？ 嗯，不管这些了，我还是喜欢msn这种清静的地方，不至于跟牛博似的，写博客跟写大字报差不多。 以后多谈风月多谈经济，争取aoyun后不会二进宫~~ April 01 萧条的来临这两天看了看农产品、石油和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又关注了一下这两天的新闻，挺可怕的。 好多人担心今年油荒会大面积扩散开来，目前看可能性不大。美元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原油期货价格每桶还没到110美元，基本上与去年低今年初的高点是持平的。油价会涨，但不会狂飙。 泰国大米的价格每吨涨了180美元，差不多飙上去30%。几个产米国宣布限制出口，而国内经过雪灾后，春播形势严峻。大豆大幅度减产已经是既成事实。农产品是基础生产资料和生存必需品，刚性需求，这个价格，八个发改委也是压不住的。而且，千万别以为这种情况下农民能赚钱，恰恰相反，在中国，物价飞涨的年月对农民收入的侵蚀程度是远超过城市的。不信可以去差统计资料。 有意思的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几个国家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程度不一。我同意小S博士的判断，这是美联储为了解决次级贷危机在输出通胀，需求过剩只是个幌子（当然，还是有这个原因的），否则没法解释各国通胀程度不一的现实。 今天的21世纪经济报道和上海证券报不约而同的出了重磅评论，前者要求在即将召开的中美经济峰会上“要求美国人停止美元贬值”，后者建议“重回人民币盯紧美元的联系汇率”。其实是一个意思，大家都看出来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根本动因在于美元的主动贬值（这个趋势，其实持续了n年，只不过次级贷危机令美联储根本不可能再闲庭信步慢悠悠的让美元“自然贬值”）。难得啊，上证报也会有靠谱的评论。 今天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打电话给老妈，让她买点植物油和大米放着。值得纪念。 什么是萧条？88年的时候不是，94年的时候也不是，但今年，恐怕是的了。 J.Frankel这篇分析还是很靠谱的：http://www.caijing.com.cn/home/mrsp/2008-03-31/54641.shtml PS：今天和小S博士扯到2000年以来经济学界货币理论的复古趋势，扯到了柳欣，扯到了被遗忘的斯拉法，扯到了被顶礼膜拜的弗里德曼，结论是：层次这东西，要天分，要直觉，要人活着的境界，最不值钱的，就是照本宣科。 February 22 按人发钱其实远远比减税退税靠谱上海的海归政协委员还是很有点水平的，虽然“每人发1000元”这话看上去不怎么靠谱，但却实实在在是个完全靠谱的主意，尤其是比之那些整天叫嚣着减税、退税的老中青经济学教条们。
为什么减税和退税不靠谱？道理很简单，你不能拿中国的税收结构去和人家欧美比。欧美国家的税源构成绝大部分是以个人所得税这样的直接税为主，所以，无论是减税还是退税，政策的指向性是极为明确的，政策施用的对象也很清楚，政策效果会一目了然。
而中国税收体制的税源结构，是以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作为主要税收来源。根本不存在“全民纳（个）税”的情况。于是，任何退税，无论是针对企业还是个人，都只能是补贴“具备缴税资格”的收入优势群体，比如垄断国企、高级白领和富人。这样，退税政策本身的目的不仅达不到，而且注定会南辕北辙。
同样的，减税也是不现实的。比如减个税，个税纳税群体本来就是全社会的少数，减税如何能起到惠及全民以抵消通胀的作用？减流转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减法是一刀切，政策指向模糊，效果也不会明显。
相反，虽然按人发钱看似荒谬，却很好的解决了如何惠及全民的问题，并有效的抵消了宏观经济恶化而对社会个体生活的侵蚀。虽然操作上恐怕难度很大，甚至不具备操作的可能性，但从社会收入分配的角度看，这么做更适合中国这种“纳税人不明”的税收体制。
当然了，按人发钱的重要前提，是从现有的财政收入中拿出钱去发，而不是央行印票子。后者，就是当年蒋委员长搞的法币金元，无良财政了。因为本质上，按人发钱，是把财富从政府手里转移到个人，目的在于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抵消物价上涨带来的内需进一步恶化。而不是“开着直升飞机撒钱”。 February 21 什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正在发改委+国资委化，也许，可以称之为“发改委市场经济”更合适，呵呵。
两年前，我尚在《董事会》杂志兼差时，写过一篇评述林毅夫经济思想的文章。现在来看，老林依旧是无比睿智，无比识时务，无比政治正确，以及无比的三个代表。虽然不是我辈中人，但国企，或者，扩而大之，中国经济结构，的确如林毅夫所描述（建构？）的那样，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人多（不要提人的劳动权利），资源多（不要提资源效率和环境污染），政策英明（不要提是干预还是规制），产权多元（当然不要提国企对民企的利润榨取），强大无比的经济控制能力（很多人自以为是经济学在发挥效力，但其实可能是在不断的吃避孕药以逃避周期）。
中国的比较优势，一言以蔽之，就是建立在具有强大控制能力的威权政治基础之上的比较优势。看不清楚这一点，再牛逼的主流经济学，也都应该索性扔掉。 February 20 Linz和Stepan的民主转型与巩固一书中文版终于出来了！Juan J.Linz、Alfred Stepan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这本书，可以当之无愧的视为最近两年国内引进的最重要的比较政治学著作。
这两天上下班在地铁上看这本书，真真切切的体会到理论与现实的那种联系和张力，这种智力上的被征服感，对于我这种“长于挑毛病”的人是不易获得的。
看来真的要重写手头正在弄的30年改革的文章了。当然，困惑还是有的，比如，Linz和Stepan所说的"post-totalitarianism"与K兄提出的"late authoritarianism"之间的区别，之前，K曾给过一个简单的解释，现在看看，还是似懂非懂，不完全清楚：
“（post-totalitarianism和Late Authoritarianism）看上去是差不多。但是，Linz是把post-totalitarianism作为一个理想状态来描述东欧极权国家的转型起点，不是 totalitarianism与威权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而中国的情况与东欧不同，in practice，从来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极权国家，从发端到极权制度，尽管有很多其它特征都吻合，而且在技术层次上现今的“晚期威权主义“的社会控制反而更像极权主义同时其容忍非官方组织方面也跟“后极权主义“相似，所以无从谈论她的转型是一个后极权国家。” January 28 最近两本新书不错若宫启文 著，吴寄南 译，《和解与民族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书已经在地铁上翻完，相当不错，强烈推荐。若宫启文不愧是日本媒体界响当当的大评论家，对中日关系事实的梳理和思想源流的考证极为细致缜密。不过前两天偶然有机会和现任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先生聊了几句，宫本先生说中译本与原著还是有一些差异，想来应该是翻译的时候不得已“编辑”掉的吧。仅就我自己所观，若宫书中提到的1998年“日中联合宣言”，中译本里的表述只是委婉的说“双方未能在‘宣言’中是否要写进‘和解’这个词达成共识”。我很怀疑若宫的原著是否也说的这么委婉。事实上，这份后来被中方屡次引用的98年版本的“日中联合宣言”，日方因为未能与中方在宣言措辞上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并未签字。换句话说，“联合宣言”只是有“联合”之名，并无“联合”之实。这大概也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很恶搞的奇事，堪比当年作为岸信介特使的矢吹一夫在李承晚面前承认伊藤博文的错误，事后岸信介却矢口否认的“岸首相口信迷案”。
张胜 著，《张爱萍人生记录——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
虽然市面上关于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传记评述很多，但值得一看的凤毛麟角。张胜是开国上将张爱萍的次子，曾供职于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战略研究室主任，后来似乎是因为89离开军队（不能证实）。这书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江泽民的养父江上清的记述。但除此之外，张胜还是披露了很多我党我军历史上一些颇不愿意多提起的细节。比如当年武汉华中分局与毛泽东的冲突。还有我军五大主力野战军的山头派系历史，都能从中找到相当丰富的一手资料和线索。张爱萍，与张震、迟浩田，以及现在的军委委员梁光烈一样，均属三野出身。 January 02 boston legal的一些遗憾在告别了west wing前四季和特工鲍尔之后，我总算找到了一部愿意天天花时间看的美剧，boston legal。这些日子跟老婆一口气看完了前三季，很娱乐，很过瘾，感觉终于又找到了一部能刺激一下自己iq的剧集，不容易。但遗憾还是有的，而且挺多。
这片子属于标准的卖座美剧：裸体、尸体、老中青外带白加黑的戏骨，好的地方不需要我来说。只说说遗憾的地方吧：
1、这片子把美国司法体制的一般过程分析的还算挺通俗易懂且喜闻乐见。但娱乐和真实往往难以兼得，比如对英美法系中法官基于判例make law这一特点的展现，很充分，但这片子的编辑为了迎合观众and他自己的自由派口味，明显弱智化了陪审团制度。编剧借Alan Shore之口说陪审团制度正是为了反应我们法律体系需要人情化的弹性设置（大意），说的不错。但这种人情化的前提毕竟是法律。该剧从第二季后半段开始，判决结果变得几乎毫无悬念，原因就在于，观众总能发现，口若悬河的Alan Shore总是能用煽情的close，让陪审团们的人情味僭越法律。这种编剧效果，当然很能取悦观众，但未免技巧不足。
2、剧中对刑事诉讼检方举证的设置未免太BT。也许是编剧对辛普森杀妻案检方一败涂地的世纪审判印象太深？boston legal的主角们永远都能找到检方举证的漏洞，从而令自己的代理人在诸如杀人之类的刑诉大案中最终逃脱掉。事实上，英美法系的确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无罪推定，检方举证，但也没有bt到检方举证那么困难的地步，陪审团们也不会天生的认为警察经常抓错人。
3、编剧过于喜欢把美国时下发生的hot news带进剧情。从第三季开始，每集几乎都有Alan Shore同志讽刺布什和共和党那些stupid政策的发言。这在一个mba总统主政的时代，很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但是，这种讽刺就电视剧编剧本身而言，过于廉价，也并不深刻。较之west wing那种实打实的政策讨论，boston legal的编剧们到底还是逊了一筹。
最后，无比怀念John Spencer扮演的Leo McGarry
 December 28 给一财写的医改社论说实话，我是由衷的认为，陈竺的报告比之前那些乌烟瘴气的讨论要强得多。虽然他没有提到社会医疗保险的问题，但总的来看，作为一个党外技术官僚，他能把思路理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了。
医改务实回归 平衡政府市场
12月26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向会议陈述了未来医改的基本思路（下称“报告”）。陈竺表示，未来医疗体制中，公立医院将逐步取消“以药补医”机制，降低药品价格；医疗服务价格将“适当上涨”，基本医疗由“政府主导”，公共卫生机构要维护公益性。 从陈竺的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经过长时间讨论并广泛征求专业机构意见后，医改新思路终于走出了选择何种现有模式的空洞论证，回到针对现实问题的务实思路上来。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个运转正常的公共医疗体制，无论是为多数人推崇的“英国模式”，还是为人诟病的“美国模式”，其医疗成本的构成比例结构，都是“药费低、医疗服务费高”。换句话说，一个正常的医疗体制下，医院和医生等医疗服务提供方，应该名正言顺地获得较高的服务收入，不应通过开高价药来变相获取“灰色收入”。 而中国20年来的医疗改革实践中的教训在于，除了缺乏完善的、层次分明的医疗保险体系外，便是在公立医疗的体制下，人为扭曲了医疗服务的价格，并最终滋生了“以药养医”的不正常医疗市场生态。报告中透露出来的改革方向，堪称对症下药。 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是从医疗服务供给方的动机着手消除“以药养医”的第一步，而报告中提出的“将对公共卫生机构实行全额预算管理。探索收支两条线、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经费的总额预付等多种行之有效办法，严格收支预算管理，探索改革药品价格加成政策，逐步改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药补医机制”，则是在机制设计上消除“以药养医”的根本。 其中，预算管理配合收支两条线、总额预付机制尤其引人注目，现行医疗体制中“先花钱、后报销”的弊端在于，这一模式在医疗过程中，“阉割”了医疗保险支付作为约束医疗服务提供方“道德风险”，并控制医疗费用成本激增的重大作用。而实施全额预算、收支两条线和总额预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上述约束作用制度化。 关于未来医改中，政府责任和财政投入的问题，报告中也给出了思路：确立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公共卫生服务将主要通过政府筹资，向城乡居民提供均等服务。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合理分担费用，而特需医疗服务由个人付费或通过商业健康保险支付。 这一表述的关键词是“基本医疗服务”。这与之前吹捧的“全民医保”大相径庭。尽管陈竺报告中也承诺了“政府主导”，但主导的方向是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这其实是一种“量力而行的全民医保”，政府只承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避免了“全面型全民医保”（如英国的国民健康保险体制）最后难免陷入财政黑洞的尴尬。 从医疗费用的统计角度来看，永远是不到20%的人花掉80%左右的医疗费用，而这20%左右的人所需要的，基本上都是远远超出“基本医疗服务”以外的特需医疗服务。但事实上，从长期的国民健康和公共卫生政策来看，针对大众的基本医疗服务远远比针对少部分人的特需医疗服务，更能改善一个国家的国民健康情况。将“基本医疗服务”责无旁贷的承担起来，将特需医疗服务留给市场，报告指向的未来医改思路，可操作性远胜于“全民医保”，而政策风险又远小于后者。 当然，尽管报告亮点不少，但我们认为两大原则也需要明确提出，一是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和公共化有必要明确界定，营利性医院与非营利性医院要区分明确。对于一旦确定为非公益性的营利性医院，则必要向市场全面放开，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保持充分的市场竞争。二是政府财政“补供方”与“补需方”的平衡需要确立。片面地强调“补供方”或“补需方”，都是不对的。对于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医学教育和高度医疗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需要“补供方”，而对于“大病”与“专科性疾病”，主要“补需方”。 总之，医疗体制改革绝不是一个可以任意设计、轻易改弦易辙的社会工程，相反，医疗体制本身高度嵌入社会、市场和政治体制的特点，注定了改革过程本身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需要在方案设计中，充分考虑中国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December 13 瞩目中国“能源宪章”为本周《新民周刊》撰稿
11月27日，能源法起草组对外宣布，决定从2007年12月1日开始，通过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等渠道公开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修改、完善的意见和建议。此前备受各方关注的能源法草案向国人揭下了它的神秘面纱。
能源法的推出，改变了中国作为后发工业国家，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缺乏一部能够保障自身能源利益与能源安全的相关法律的尴尬。从这个意义上看，这部堪称中国“能源宪章”的基本大法，无论给予它多么重要的地位都不算过分。
在这部15章140条，约1.8万字的征求意见稿中，“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国能源工作”这一措辞颇引人注目。所谓“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应该就是此前坊间盛传的“能源部”。不过，对该部门的权力界定却并未像之前外界所猜测的那样，出现一个权力集中的能源管理“大部制”。第三十二条则明确规定，“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制定能源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准入条件及管理办法”，这意味着，国土资源部辖下的矿产资源储量司应不会直接划给能源部。假如未来获得人大通过的能源法最终稿对此不做大的修改，那么之前为能源企业普遍担心的“多一个婆婆”的情况，将变成现实。因此，“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的权限问题可能成为能源法下一步立法过程中各方的博弈焦点。
与“大部制”的期望落空相比，法案中对能源市场定价的规定倒是未出人们意料。在保证石油、天然气等上游资源开发的国有垄断前提下，对其实行政府定价，而对开放程度高的煤炭等资源实行市场竞争定价。这其实只是对现有的能源市场格局进行法律上的追认。
中国现在一年约3.5亿吨石油需求中，有一半需要靠进口解决。而根据国际能源署不久前出版的《世界能源展望2007 》的估算，到2030年，中国国内石油需求的80％需要依赖进口解决。未来20年，中国的能源安全也将越来越依赖于海外能源战略的布局。但细心者不难发现，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对能源国际合作方面的规定只有区区八条。立法者在保障海外能源战略上的尴尬，表露无遗。
尽管近几年以中石油、中石化为代表的国有能源巨头在拓展海外能源市场上动作频频，成果上也颇有所得，但其中暴露出的问题却也十分显眼。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海外能源战略开始越来越多地暴露在能源所在国的政治风险之中。典型如中国在苏丹遭遇的达尔富尔危机，在巴基斯坦遭遇的在海外工作人员遭袭事件，以及不久前在厄瓜多尔遭遇的该国政府强征国外石油公司暴利税事件。
这些看似偶然的突发事件，其背后都有相似的风险逻辑。中国因经济增长而愈发强烈的能源饥渴，已经极大改变了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旁观者形象。但中国并没有完全随着能源战略的形势而及时调整自身的外交策略，从而难以有力地保障自身海外能源利益。当能源所在国的潜在政治风险爆发时，中国政府出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原则，往往只能被动应对。而若指望中石油等企业依赖自身力量去化解，则无异于杯水车薪。
根本在于，在由超然的旁观者外交向积极的利益相关者外交转变时，我们常将“不干预”原则变成了“不作为”，从而丧失了主动的自我保护。在那些政治风险丛生的第三世界国家，能源所在国政府的承诺往往朝令夕改，指望对方自己不出问题，远不如积极参与能源所在国的社会治理来得更可靠。而这种治理，除了中国企业在当地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外，更应从政府外交层面予以介入和支持。而这，却恰是目前中国外交实践的软肋。
因此，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对能源国际合作方面的含糊措辞，也只是如实反映了中国能源外交的现实困境。更进一步来看，在外交政策上如何更积极有效地保障中国的海外能源利益，也将成为未来的能源法能否切实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一个关键。
能源法此次开门立法如何解决上述诸多难题，令人期待。 December 05 中国人的消费社会离后现代尚远中国人的消费社会离后现代尚远
刊于本月《独立阅读报告》
羽良
不久前去世的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曾经提出过一个经典的消费社会理论：消费社会造成了一个虚假的观念，人们认为个人有大量选择的机会。但实际上，人们却陷入现实规定的限制中不能自拔。
波德里亚的这一理论，被深受他学说影响的好莱坞导演沃卓斯基兄弟（现在应该是姐弟了）几乎原封不动的搬到了《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中。在《黑客帝国》第一部中，墨菲斯对尼奥的一段对白可以为证：“真相是你是一个奴隶，尼奥。你，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生来受奴役……你给关在一所监狱里，这监狱你无法闻及，无法品尝，无法触摸。这是你头脑的监狱。”这差不多是说，人们只是自以为可以进行难以计数的选择，但实际上，早在进行选择之前，人们已经被这些难以计数而且不断被繁衍创造的选择对象所奴役了。
这几乎是所有步入所谓“消费社会”的社会没法回避的根本困境。这一困境诱发了像波德里亚这样的学者探究“消费社会”本质的兴趣，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刚刚局部走出消费贫乏，步入消费加大丰富不久的社会，我们的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后知后觉当是情有可原。庆幸的是，在中国，已经有相当一批优秀的学者开始了对“消费社会”的研究和批判，郑也夫先生于今年出版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下简称《后物欲》）便是其中一例。
尽管郑也夫并不太认同波德里亚晦涩的理论表达，而更青睐简洁明了的叙述方式，但他还是在波德里亚的启发下，得出了“19世纪驯化出工人，20世纪驯化出消费者”的看法。在郑也夫看来，消费社会是人类在从事物质生产过程中，为满足人类自身的三项生理本能需求而发展出的必然产物。这三项需求按照郑先生通俗的表述，分别是：舒适、牛逼和刺激。
按照郑也夫的解释，舒适满足的是人类面对饥饿而渴求温饱的需要；牛逼则是人类作为动物进行性炫耀的本能；刺激，则是在温饱和随时随地的生存安全感得到解决之后，对随之而来的空虚和无聊的反应。人类社会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历史，在本质上便是围绕着这三项生理本能需求而展开的。
当人类的物质生产历史进入工业时代后，消费社会呈现出的绝大部分后现代问题便已经开始暴露出来。因为工业时代的特征：大规模、同质化、低成本的复制，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人类对舒适的需求。然而，随之而来的，出于炫耀心理的“牛逼需求”和温饱之后的存在主义困惑“找什么刺激”的问题却越来越显著的成为人类生活的焦虑。消费社会，本质上就成为通过不断扩大、不断翻新的消费，来满足人们对牛逼和刺激的需求，缓解对这二者的焦虑的手段。
但在郑先生看来，通过不断消费来解除焦虑的消费带给人类社会的很可能是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因为，只要本质还是在通过翻新产品来满足炫耀和寻求刺激的需求，那么人的自我实现就永远被一种往复不断的拜物循环所压抑。以至于对牛逼和刺激的焦虑在根本上是无从解决的。这与墨菲斯所说的“无法闻及，无法品尝，无法触摸”的“头脑监狱”，与波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的虚假观念”，如出一辙。
独辟蹊径的是，郑也夫认为“游戏”可以代替“无休止的过度消费”来满足人们在获得舒适后对牛逼和刺激的需求。因为“游戏”是一个过程，它没有打算逃离人类社会的生产和进步，但却解除了靠“消费物质”来满足牛逼和刺激需求时对人的自我实现的压抑。让人在“游戏”中实现自我，也在“游戏”中实现社会，更在“游戏”中解除根本需求的焦虑。这的确是郑也夫先生在《后物欲》一书中的极大创见。
不过，也许郑先生过分关注了“消费社会”消极的一面，却可能有意无意间略过了“消费”本身更为积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民众惯于将选择权交给权威的国家。
比如中国人对流行音乐的消费，便可一窥“消费”的积极一面。曾几何时，流行音乐对中国人而言就是八出革命样板戏。而文革之后，李谷一受到批判的《乡恋》，邓丽君《小城故事》的靡靡之音，乃至张明敏当年极为流行化的《我的中国心》，在丰富中国人对流行音乐的消费品同时，更是启发了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力。可以说，正是基于娱乐消费的流行音乐，伴随着政治领域的真理大讨论，在八十年代初期荡涤了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为纲的极权意识形态残余。而且，仅仅十年时间，中国人的娱乐消费就从李谷一和邓丽君式的传统美声唱法，亟不可待的升级到崔健和罗大佑的摇滚乐。
当崔健将裤脚卷的一高一低，在工人体育场以近似于狂吼的方式演唱《一无所有》的时候，亿万中国人心地积压已久的渴求自由的情绪，也在刹那间以娱乐消费的方式释放出来。到了1989年，当全世界的记者跑到北京意欲采访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新闻时，却惊愕的收获了天安门广场上更大的新闻。而任何历史研究者，都不会放过这条新闻中的一个细节：广场上四处飘荡的候建德和罗大佑的歌曲。对流行音乐的娱乐消费，成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史中无可忽视的一部分。
又过了16年，中国人在似乎毫无新意的消费者各式各样流行音乐的时候，突然被“超级女声”短信投票这样一种全新的娱乐消费方式所大面积感染。以至于一夜之间，在这么一个缺乏结社和选举自由的国家里，人们因为疯狂的超女消费而成立了无数的“玉米俱乐部”“凉粉俱乐部”，为了“超女”，一贯被视为缺乏民主教育的中国人好像无师自通的理解了投票的权利和花样繁多的投票策略，甚至有人喊出了“老子这辈子投不出一个国家主席，但一定要投出一个女娃子”的豪言壮语。一场轰轰烈烈的市民文化运动，以消费的名义，颠覆着看似强大无比的威权统治。
可以说，消费见证了中国人自主意识的逐步唤醒。从消费流行音乐去争取完整的政治权利，到消费住房去争取完整的财产权利，再到消费麦当劳去拓展沟通空间。在不经意间，消费与中国社会的巨变已经牢牢的捆绑在一起。笔者并非借此否定郑也夫先生对“消费社会”批判意见，上述对消费积极意义的说明也只是想补充一下郑先生的结论。因为笔者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诸多方面还处在前现代的国家里，消费社会应对的未必只是空虚和无聊，因为我们离后现代尚远。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郑也夫，2007年3月第一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December 02 说说张维迎和邹恒甫的事情大学内的人事斗争，仍是我党体制内权力斗争的翻版，几乎没有不同。邹恒甫当初公开信对张维迎的申诉，将自己道德化将张非道德化，都只是为了舆论动员。而信写给周济这一点来看，邹恒甫张维迎这批人出国也无非是受了些现代经济学的工具培训，根本不懂得教育哲学，更不懂得民主政治和民主生活了，邹所诉求的，不过是更高一层权力的裁决。也只有在官本位、权力能够决定一切的社会里，才会出现大学教授写信给教育部长，请求他搞掉另一个教授的现象。
与党内体制的权力斗争不同的是，体制内的斗争关键可能是人脉，可能是履历，可能是出身，可能是自己辖下掌控的资源，这就导致这种权力斗争所需要动员的只是上述资源，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不需要公开化。（但也有特殊情况，比如文革，比如真理大讨论，甚至南巡，也要靠公开化来动员民众，借以打击体制内部的敌人）相反，教授们拥有的资源里，自我的道德标榜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资源（这也和我们这个国家对老师这个职业的传统看法有关），所以用来搞权力斗争，诉之于道德，简单，好用，且可能屡试不爽。 换个角度看，无论是张维迎，还是邹恒甫，都是三个代表下的stakeholder。大学里的这种斗争，斗到底都是为了资源，而这种资源的来源当然是党，是体制。抽象的说，这是党内权力再生产的逻辑复制到了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与之关联的组织之中。呵呵，党就是哥斯拉。
我朋友小白那个关于道德和民主的说法，让我想起来张五常曾经的一个看法，靠道德维系秩序的社会，成本比靠民主法制要来的低。当然，道德断案这个东西，从来就难免成为针对少数人的暴政。 November 29 孕妇非正常死亡、公共医疗体系破产、政治迫害医疗体系积弊不除 医院口碑恐难改善，给南都珠三角版写的评论。
其实这个事儿，跟北京的孕妇案一样，最终反应的都是中国公共医疗体系的破产，医患关系的破产。
还有一点我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求废除“不签字不手术”的规定。医疗服务中医生和院方对患者高度的信息不对称优势下，不签字也可以手术等于是为过度医疗大开方便之门。更何况，以中国的医疗事故调查规定，医院为此所承担的风险极小。而如果考虑到“病夫治国”的政治迫害可能性，不签字就手术，简直就是未来政治犯们的人间地狱了。这种事情并非危言耸听，中国的精神病强制治疗就是例子。难道这帮弱智的时评家们都忘了那个泼毛像的湖南人吗？！ November 26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国海外能源战略刊于本周《纵横周刊》纵论 11月23日，一则有关石油的新闻传到国内。厄瓜多尔政府于今年10月12日以总统令形式宣布，提高针对国外石油公司征收的特别收益金率（即征收外国石油公司因石油价格上涨而超出原来销售合同价格利润的一部分），从原来的50%提高到99%。中石油等国内能源巨头在厄瓜多尔的投资顷刻间面临着“打水漂”的危险。受此消息影响，中石油的国内A股股价继续下挫至33.75元，为上市以来最低价。中国能源外交政策再受重创。 厄瓜多尔政府此举并非心血来潮，也绝非刻意针对中石油一家。2006年4月，厄瓜多尔议会便通过了一项石油改革法案，规定外国公司必须将因石油价格上涨而超出原销售合同价格所获利润的50%上缴厄国政府。厄议会此举，曾有评论认为是厄政府受到邻国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左翼政府相继推行能源国有化政策的影响，迫于国内民族主义压力而做出的。但这显然误读了厄瓜多尔的国内政局状况，自2006年现任总统拉斐尔·科雷亚上台以后，厄瓜多尔能源政策显现出不可逆转的国有化倾向。热衷于将自己打扮成“厄瓜多尔的查韦斯”的科雷亚，在上台之前便被视为拉美新兴左翼政治的代表。与行伍出身的查韦斯和农民出身的莫拉雷斯不同，科雷亚是名副其实的左派知识分子出身，而且是在美国伊力诺依大学获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科雷亚领导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在竞选时便提出“能源国有化”的主张。这样一位总统，通过修改《石油法》来卡住外国石油公司在厄瓜多尔的利润之源，实在再正常不过。 更有趣的是，在去年4月通过“外国石油公司特别收益金”法案后，2006年5月，厄政府便终止了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OXY）1999年与厄国家石油公司签订的石油合同，并将其资产和设施收归国有。厄政府指责OXY未经厄瓜多尔能源部的批准，在2000年擅自将位于亚马逊地区的15号油田的40%权益转让给加拿大恩卡纳（EnCana）石油公司。然而，正是这家恩卡纳石油公司，在2005年9月，以14.2亿美元的低廉价格，匆匆将手中持有的在厄5个石油区块的资产和开发权益转让给中石油和中石化合资组建的安第斯石油公司（Andes Petroleum Corp）。当时，中石油、中石化方面对以如此低价获得恩卡纳公司在厄资产颇为“窃喜”，而今看来，这不过是恩卡纳公司提早察觉在厄投资的政治风险，金蝉脱壳之策罢了。而中石油、中石化方面，在科雷亚上台之后便再也没有窃喜的心情了。到了现在，恐怕更是欲哭无泪。保守估计，中石油等中资石油公司此次因特别收益金率提高而遭受的投资损失总额不会低于20亿美元。 事实上，代表中国政府实施能源外交战略的中石油、中石化、五矿集团等公司，近两年始终没有走出“有奶便是娘”的能源投资陷阱。先是在苏丹，不仅受到眼下愈演愈烈的达尔富尔人道危机的政治牵连，更是在之前误判苏丹执政当局的政治资信，以至于中石油作为苏丹国际石油财团的大股东权益频频受到苏丹政府的损害。而后，在巴基斯坦等国屡屡发生的袭击中国企业员工事件，背后也无时不闪现着中国的海外能源战略被卷进所在国国内政治冲突的祸端。 几乎就在中石油遭遇厄瓜多尔变局的同时，又传来中海油将以9亿美元收购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的海上石油区块49.8%股份的消息。（详见本期陶短房研究员的文章）与当初中石油中石化收购恩卡纳公司在厄资产的情形相仿，中海油很有可能籍此次收购而卷入尼日利亚国内最棘手的政治冲突地区，其收购后面临的政治风险之大，将更甚于如今在厄瓜多尔面对的局面。 最后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政府每年为鼓励和引导中国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投资而发布的《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几乎从来不涉及对相关国家的政治风险评估。例如，就在今年，该目录还将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列为海外重点石油投资地。如此轻率的“指导”，只能说明中国政府连起码的海外能源战略政治风险评估能力都较为缺乏，更别说通过积极的官方外交努力来保障维护在海外开拓的能源利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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